湖北茶史简述

发表日期:2013-12-07 | 来源 : | 点击数: 次 

湖北茶史简述

茶树,是自然界历史长期发展的产物。湖北地处长江中上游,西起东经108°38′,东至东经116°10′,南起北纬28°38′,北至北纬33°20′。境内崇山峻岭,沟壑纵横,地形复杂,垂直高差显著,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物小气候。年平均温度15—17°C,年平均降水量800—1600毫米。土壤有黄棕壤、山地棕色森林土、黄壤等。以砂质壤土居多,一般呈微酸性反应。这些优越的生态环境,为茶树提供了良好的生存条件。从茶树的水平分布看,神农架、荆山、齐岳山、幕阜山、大别山等,在海拔1200米以下的山谷两侧坡面,都有茶树的天然分布。如鄂西宣恩县庆阳坝河有“老茶溪”,建始县有“茶河”,利川县西一百二十里有“野茶坝”,兴山县有“大茶垭”、“小茶垭”,麻城县东南九峰寺“山门外多茶树,古屈婆娑”等。由此说明,湖北是我国茶树原产地之一。现根据有关的资料,对湖北茶史作一简述。 一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茶叶   东汉末期,军阀混战,农业经济遭受到严重的破坏。当时农民只急于解决眼前温饱,无暇顾及经营茶业。据史书记载,三国时,“荆巴间,采茶作饼,叶老者饼成,以米膏出之,欲煮茗饮,先炙令赤色,捣末,置瓷器中,认汤浇覆之。用葱、姜、桔子[艹毛]之,其饮醒酒,令人不眠。”这一制茶方法,与现今鄂西咸丰、宣恩、巴东等,土家族聚居之地,世代相传用油炸茶叶、阴米、苞谷子、豆腐干、花生、芝麻等,加生姜、葱、蒜等调料,配制成的清香爽口,提神解渴的油茶汤,实颇相同。可以这样说,前者是油茶汤的原始形态,后者则是古代巴人饮茶风尚的延续。此可证咸丰、宣恩、巴东等地,饮茶历史固为悠久。  两晋之际,茶业生产,在前朝的基础上,更有所发展。晋武帝时,宣城人秦精常入武昌山采茗,“精怖负茗而归。”晋·刘琨为并州刺史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云:“前得安州干(原作乾)茶二斤,皆所需也,汝可信致之。”这是目前可见产茶最早的历史记载。当时的安州,包括现今的安陆、应山、大悟、孝感、云梦、应城等。由此说明,晋时安州已产茶,并自给有余,正朝着商品化的方向发展。  南北朝时期,“西阳、武昌、晋陵,皆出好茗,巴东别有真香茗”。当时的西阳,包括现今黄冈、麻城、红安、罗田、英山、圻水等。武昌郡,包括现今的江夏、咸宁、蒲圻、阳新、大冶、通山等。《述异记》亦云:“巴东有真香茗,其花白色如蔷薇,煎服,令人不眠,能诵无忘。”按:《巴东县志》言:“真香茶旧名”。又言:“海内自变乱以来,荒为榛莽,间有采而售者,皆大叶粗梗,兼之烘焙失宜,色味俱恶,惟长丰里及在市里之羊乳山所出,里人于谷雨前采者颇佳,长丰所产尤胜,惜难多得,是仍茶之野生者”。《夷陵图经》云:“黄牛、荆门、女观、望州等山,茶茗出焉”。据考,黄牛山,在宜昌西九十里,亦称黄牛峡。荆门山,在宜昌县东五十里,与虎牙袤迤相对,即楚之西塞。女观山,在宜都县西北。望州山,在宜昌县西北九十里,望一州之境故名,位于宜昌、宜都二县交界处。此可证鄂东、鄂西、鄂南俱产茶。安州干东真香茗、时已著称。 二、唐宋时期的茶业   唐宋时期,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。相对来说,国家富强,经济繁荣,社会较为安定,人民生活较宽裕。上至帝王将相,下到布衣百姓,饮茶蔚然成风。正如陆羽所说:“两都并荆、渝间,以为比屋之饮”。这就是说,从两都到荆州至重庆,家家户户饮茶。由于社会对茶叶需求量的增加,茶价不断上涨,农民见利乐趋,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。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,社会分工的专业化,植茶面积的扩大,制茶技术水平的提高,有不少名茶,脱颖而出。  唐代,鄂西荆巴山地,仍有成片的天然茶树林分布。陆羽云:“茶树,南方之嘉木也。一尺、二尺;乃至数十尺,其巴山峡川,有两人合抱者,伐而掇之。”又言:山南“以峡州上,生远安、宜都、宜陵三县山谷。襄州、荆州次。襄州,生南漳县山谷。荆州,生江陵县山谷。圻州,生黄梅县山谷。黄州,生麻城县山谷。品与荆州,梁州同。”李肇《唐国史补》载:“峡州有碧涧、明月、芳蕊、茱萸()。江陵有南木,圻州有圻门团黄”。西蕃赞普所珍藏的六种地方名茶,其中就有“此圻门者”一种。按:陆羽《茶经》乃言淮南之茶,出圻州、黄州者下,恐当时制茶不精之故。这说明,当时圻州所产的圻门团黄,制作精良,堪为上品。除供应内地人饮茶消费外,还远销至西藏,此可证圻州产茶之饶。《膳夫经手录》载。唐·建中时期,“江夏已东,淮海已南,皆有之。”“圻州茶、鄂州茶、至德茶,已上三处出外者,并方厚片,自陈(河南淮阳)、蔡(河南上蔡)已北,幽(河北北部和辽宁南部)、并(山西太原)以南,人皆尚之,其济生收藏榷税,又倍于浮梁矣”。“江陵北木茶,凡下,施州方茶、苦硬,以上二处,悉皆味短而韵卑,唯江陵、襄阳皆数十里食之”。“自是碧涧茶、明月茶、峡中香山茶,皆出其下。夷陵又近有小江源茶,虽所出至少,又胜于茱萸[寮字上部换竹]矣”。“圻水团黄、团饼薄,每片至百余斤,率不甚[上分下鹿]弱,其有露消者,片尤小,而味其美。”按:王观国《学林新编》言:“圻门团黄,有一旗一枪之号”。言一叶一芽也,为茶之极品。  唐,佛教兴起,寺僧以饮茶清思。打坐入静,修身养性。并于寺周围植茶,增加收入。据《李太白集·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叙》云:“余闻荆州玉泉寺,近清溪诸山……其水边处处有茗草罗生,枝叶如碧玉,惟玉泉真公常采而饮之,年八十余岁,颜色如桃李,而此茗清香滑熟,异于他者,所以能还童振枯,扶人寿也。余游金陵,宗僧中孚云余茶数十片,拳然重叠,其状如掌,另为仙人掌茶,盖出乎玉泉之山,旷古未[者见]者,因持之见遗兼赠诗,要余答之,遂有此作。后之高僧大隐,知仙人掌茶,发乎中孚禅师及青莲居士李白也。”李白对仙人掌的缘起、生态环境,采摘制造、功能等,进行了详细的记录。是研究湖北茶史的重要资料,至今为人们所传诵。  五代之世,“鄂州之东山,蒲圻、唐年县(今崇阳),产大茶,黑色如韭,叶极软,可治头痛。”五代十国,吴·杨隆演武义(919—921年)中,隶羊山镇时,吴元年,定拟“茶每封十窠,官抽一窠,每窠茶芽二钱五分,茶叶一两七钱。”这说明鄂南阳新、大冶、通山等时已产茶。《新五代史》谓:“自京师至襄、唐、郢、复等州,置茶务以卖茶,其利十倍。”此可证当时襄阳、随州、江陵、钟祥、天门等,已出产茶叶。故《元和志》、《唐书·地理志》,皆言圻州圻春郡土贡茶,黄州齐安郡贡松萝茶,归州土贡白茶。由此可见,当时出茶之饶。  衍入宋代,江南西道:“鄂州土产茶,兴国军土产茶。淮南道:圻州土产茶,出圻春、圻水二县北山。圻水县,茶山在县北深川,每年采造贡茶之所,黄州麻城县山原出茶,安州土产茶,荆州土产,松滋县出碧涧茶。沈子日:“茶饼、茶芽今贡”。按:松滋县西六十里,有碧涧寺,唐代建。疑此茶系碧涧寺所出。峡州土产茶,归州土产白茶。按《大观茶论》云:“白茶,自为一种,与常茶不同,其条敷阐,其叶莹薄,崖林之间,偶然生出,虽非人力所致。”《图经本草》云:“巴川峡山,茶树有两人合抱者,所产乃野生之茶。”《文献通考》载,“宋制,榷货务六,其中有江陵府、汉阳军,圻州之圻口”。乾德二年(964年)八月,始令汉阳军、圻口置务。太平兴国二年(977年),又于江陵府、襄州、复州增置务。淳化四年(993年),废襄州、复州务。“恐当时襄州、复州茶非佳品,或不及他处产茶之盛,因而罢之”。又有场十三,其中有圻州日王祺、石桥、洗马,又有黄梅场。景德二年(1005年)废。又买茶之处,湖南则江陵府、鄂州、归州、峡州、荆门。“山场之制,领园户受其租,余悉官市之,又别有民户折税课者,其出鬻皆在本场。诸州所买茶,折税受租同山场,悉送六榷务鬻之。”江陵府受本府及峡州茶。汉阳军务受鄂州茶。圻口务受兴国军茶。凡茶有二类:片茶和散茶。片茶,荆湖旧贡新茶芽,大中详符元年(1008年),“上悯其苦,诏罢之”。片茶有进宝、双宝、宝山两府出兴国军,大拓枕出陵。散茶,龙溪、雨前、雨后出荆湖末茶,清口出归州。高宗建炎初,罢天下榷茶合同场十七处,而兴国军与江州军仍置场监官各一员,可知兴国军产茶之盛。当时的兴国军包括现今的阳新、大冶、通山三县。《宋史·食货志》载,崇宁元年(1102年),定诸路措置茶事官,复置司于荆南。说明江陵府时产茶之丰。房县土产茶,宋·陈造《江湖长翁集》云:“底消山峡三分瘴,争课卢仝七碗茶。”京山县多宝寺产茶,阳新县花尖山之下,“寺中有甘泉,里人用于造茶,其味清香,号桃花绝品。”崇阳县,山民“畲粟种茶,拙以治生。”王洙在《王氏谈录》中云:“春初取新茶芽,轻炙,杂而烹之,气味自复,在襄阳试作甚佳”。时襄阳已产茶。罗田县,唐宋“产茶极盛,宋仁嘉祜六年(1061年),石桥茶场,买卖归官,官岁计二万四千八十贯,应入岁赋。”故《元丰九城志》云:“江陵府江陵郡,土贡碧涧茶芽六百斤。”《宋史·食货志》支“江陵府贡碧涧茶芽”。从上述可见,唐宋时期,湖北是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。  茶税,是唐两朝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之一。宋代,实行茶叶专利垄断制,侵民渔利,时有过取,引起了茶农对政府的不满和反抗,时有发生。如太平兴国五年(980年)崇阳县“拔茶种桑”。政和初,李[谬右旁换王]知房州“时官榷茶”,复强民输旧额,贫无所出,被系者数百人。李[谬右旁换王]至,即日释之。绍兴十二年(1142年),洪适知荆门军,时官榷茶,“以人户为率,计口均数,如家有一丁,则岁受茶三斤。”洪适“轻茶额钱”。人咸颂之。嘉定十年(1217年),郑清之调峡州,时“茶商群聚暴,召慕之。”景德年间,钱冶知圻水,“麻城茶场,岁增五倍”,民苦不堪命(《黄州府志》)。刘立灾害,为荆湖北路转运使,“鄂州官岁市茶五百斤,三司请益减一百万斤,诏许宽一年。(《欧阳修集》)。淳熙间,孟涣知荆门军,蠲免“无名茶租”,民受其利。乾德三年(965年),苏晓,出为淮南转运使,“建议榷圻、黄、寿等州茶,置十四场,规其利,岁入八百万缗。”由上观之,宋代茶业生产,在挫折中有所发展。 三、明清时期的茶业   明清时期,最突出的特点,是茶书的增多。一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守土官吏,认识到“牧民之职,兴利除害而已。害不除,则民难以安枕,利不兴,则又无以资生。”虽他们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段的利益出发,但在客观上起到了发展茶业生产的作用。明·何彬然仿陆羽《茶经》之例,著《茶约》一卷,明·王启茂著《茶铛》一卷,清·瞿文灿著《种茶炙焙法》,宗景藩著《种茶说十条》、龙赓言著《劝农小识》、王庭桢著《树桑植茶说》、曹南英著《制茶条议》等,皆对茶树的生境、载焙、采摘、制造等方面,详述备至。茶书的增多,标志着我国茶业生产科技有了重大的发展。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,人们迫切需要掌握茶业生产技术,用以谋生致富。一些具有实用价值的茶书,不断公诸于世,对于传播茶业生产科技,提高劳动人民的文化素质,指导茶叶生产,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  元代,光国军所属的通山、大冶、阳新等,俱产茶。元盛时,“兴国及通山产茶之所,有园户、商户。以茶株纳税,每十引为一据,据纳中统钞一百二十五两,其所用袋装茶引纸,俱以江州请用,关防装袋打角,仍运司领给,由富池口批验称盘,然后出江发卖。”是兴国元时产茶之证。  明季,政府对茶业生产十分重视。太祖谓参政张昶日:“茶之所产,多在江西、湖广、所以前朝茶运司,在江州专任茶课,尔差官分投前去,各府州踏勘,且数起科作额,以资国用。”《明史·食货志》载,产茶之所,湖北以弄昌为首,惟兴国最著。崇阳县西南“龙泉山产茶,味甘美,号龙泉茶。”兴国(今阳新)大坡山产茶”,号坡山凤髓。《群芳谱》云:“太和山(今武当山)出骞林茶,初泡极苦涩,至三四泡,清香特异,人以为茶宝。”《明一统志》“谓骞林叶,太和山出。”《均州志》云:“木之异者,有骞林树,芽茁如阳羡,能涤烦热,道流所珍。”武当山中官陈善于弘治二年(1489年),复贡骞林叶茶,供明王朝宗室享用。阳新县,桃花尖山出茶,号桃花绝品。嘉靖二十一年(1542年),兴国州,“贡茶芽六十斤”。嘉靖二十五年(1546年),讲究茶廛,“每茶一窠,初采茶芽二两五钱,中采二两,末采一两三钱,其焙干五两重。”嘉靖年间,兴国除陈折抽茶课外,岁贡茶芽六十斤,则务虽废,而其制犹存也。嘉鱼南阳山产茶。明·李教有“殷勤烧茶夜煎茶”之句。江夏县九峰寺狮子崖产茶。明末“废去茶园大半,至今每岁不下提余。”荆州海会寺产茶。建始产茶,明·正德六年(1511年),“产茶一千九百一十斤七两。”利川县忠路雾洞坡,土人遍种茶树,经久耐泡,清香持久,谓之雾洞茶。  清代初期,政府只“教树桑柘。为衙茶茗。”茶业生产,裹足不前。至清晚期,一些具有深谋远虑的政界首脑,认识到“生齿繁而遗利少,若持农业一端,断难养瞻,以后日困日促,有何底止。”为此,湖广总督张之洞等人,从治国安帮的角度出发,兴利除弊,进行茶业改良,兴办机器制茶,开拓茶叶销路,劝民广植茶树,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。  清朝时期,各地植茶已相当普遍。有的地区以茶为业,赖以为生。蒲圻之茗山茶。康熙年间,“有山西估客购茶邑西芙蓉山,峒人迎之,代收茶,取行佣,估客收茶义宁州,因进峒,教发红茶做法,茶只一种,大红雨前为头茶,名乌龙肄。生者为子茶,复末为禾花,又日荷花,最后为秋露。红茶以蒸晒,乘热复以布,色变红,再晒不过火。则晒而复蒸,蒸而复晒。亦有炒热者,可作清茶。”乾隆年间,蒲圻“细民女红,自县南以西,崇山峻岭,挖山采葛,树桑培茶”,衣食丰足。嘉庆年间,山民多种茶,藉以资生。宜统二年,由劝业道开办茶叶讲习所,授以茶树栽培、采摘、制造之法。由于出茶甚饶,年额茶税银四十两,居全省第二位。至清末,羊楼峒所产的茶叶品种有:物华、桦华、精华、月华、春华、天华、天专馨、夺魁、赛春、一品、谷芽、谷蕊、仙掌、如栀、永芳、宝蕙、二五、龙须、凤尾、奇峰、乌龙、华宝、惠兰等二十四种之多。  崇阳县城西四十里鲁溪崖产茶。县西七十里龙窖山产龙渊茶。《崇阳县志》云:“今四山俱种茶,山民藉以为业。往年山西商人购茶于蒲圻之差别楼峒,延及邑西沙坪,其制采楼叶,入锅火焙,置布袋中,揉成再搂者,入甑蒸软,取梢细叶,洒面压作砖,竹箱贮这,贩往西北口外,名。道光季年岁,商履集采细叶,曝日中揉之,不用火焙,阴雨则以炭焙干,收时碎成末,贮以枫柳木作箱,贮内裹薄锡,住外洋卖之,名红茶”。同治二年(1863年),“沙俄商人巴提耶夫,来汉经营茶叶,为减少中间环节,牟取暴利,前往崇阳大沙坪、蒲圻羊楼洞等地,开设茶庄,利用毛茶,制成茶砖出口。”年额茶税银二十五两。  武昌县南一百四十里,黄龙山,“山顶常年云雾,产云雾茶及佳。”“茶之属者,邑人多种于隙地,隔年播种茶子数十棵,至次年倾生,烈日用树枝遮之,三年便可采,有雨前、明前、雀舌诸名。土人为嫩为贵,故味清香而不腴。”   大冶县“之茗同产茶”。《大冶志》云:“茶出天台、汪家崖、吴家岭诸山”。  江夏县东南六十里有灵泉山,其顶平旷,云雾缭绕,产“云雾苛”。  通山县城南九十里三界尖,旧产云雾茶,人贡。清末时,“蔸茶不生”。年额茶税银八十五两,甲于全省。  嘉鱼县“之阴山产茶”。年额茶税银二十两。  咸宁县,乡民多植茶,“每年清明、谷雨季节,茶芽初发,乡间况事红茶,摘茶、踩茶、焙茶,民无暇刻。”年额茶税银三十五两,居全省第二位。  五峰县,“邑属水[氵尽]、石梁、白溢等处,值产茶。每于三月,有茶之家,妇女大小,俱出采茶。清明节采者,为雨前细茶,谷雨节采者,为谷雨细茶,并有白毛尖,萌勾亦日茸勾等名,其余为粗茶。”顾彩去:“王峰渚山产茶,利最薄,统名峒茶。上品者,每斤钱一贯,中品者,楚省之所通用,亦日汀潭茶。故茶客来往无虚日,茶客至,官给衣食,以客礼待,去则给引。”顾彩在《采茶歌》中,对五峰土家人春日采茶以及茶农在容美土司的残酷压榨下,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,描述得淋漓尽致。  远安县,“茶以鹿苑为绝品,每赖所产,不足一斤。”鹿苑,乃远安县西鹿溪山寺因名。“鹿苑茶不及凤山茶著名,然凤山亦无茶,外间所卖才,皆出董家坂、马家坂等处。以地近凤山故名。”凤山即鸣凤山。按:陆羽《茶经》云:茶出山南者,以峡州为上,生远安山谷,盖指此茶而言之。  利川县南一百三十里有乌通山,“里人种茶其上,号乌通茶。”忠路乌洞坡,土人遍种茶树,其叶清香,迥异他处,名乌洞茶。”   鹤峰县,“神仙园、陶溪二处,茶为上品,州惟茶利最溥。”《鹤峰州志》云:“容美贡茶”。“茶树遍地生殖,惟州署后数株所产最佳,味亦清腴,取井水烹服,驱火除瘴,散气止并解一切杂症,现生产极饶。咸丰甲寅年(1854年),州人高炳文之同众共议,清示设栈,多方经营,由是远客鳞集,城乡有食其利者,而财源渐开矣。”自丙子年(1876年),广商林宸来州,采办红茶,泰和合谦慎安两号设茶庄本城五里坪,办运红休,载至汉口,兑易洋人,称为高品。”   建始县邑民多种茶。年额茶税银六两七钱。  黄梅县西北紫云山,其顶平旷,有僧人植茶,号紫云茶。  圻水县,“斗方山及人家诸畏圃皆出茶。”   由此述可见,通称产茶。故《清一统志》云:武昌府、宜昌府、施南府皆土贡茶。襄阳府土贡骞林叶茶。  再从湖北茶课来看,额行茶二百四十八引,系咸宁、嘉鱼、蒲圻、崇阳、通城、兴国、通山七县,请领所有茶引,向种茶户经纪坐销二百三十三引。建始县经行销十八引,每引额征纸价银三厘三毫,坐销者征税银一两,行销者税银二钱五分,课银一钱二分五厘,其额征税银二百三十四两五钱,课银二两二钱五分。行茶到关,仍行报税,又均州、荆州、钟祥县本地铺户肩贩小篓、搂茶,每引报税银一厘八毫名落地税。尽收尽解。乾隆八年,(1743年),以四川建始县改隶湖北施南府,旧行茶十八引,随带湖北,每引征税银二钱五分,课银一钱二分五厘,共六两七钱五分。十三年(1748年),议准湖北建始县茶引,由本县截角给商。在本地行销至行过残引,由商呈缴申司送部。”这些历史载,皆可证湖北产茶之饶,已成为我国主要产茶地区之一。  从湖北历史上看,溯自神农氏部落发现茶并利用茶以来,由于朝代之兴废,人事之代谢,历朝历史代政府,均制有各自的茶业政策,保护茶树资源,发展茶业生产,或张或驰,或得或失,左右着茶业生产的兴衰。荆楚先民,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,不断总结生产经验,逐渐由单纯利用自然经济,进而发展为生产经济,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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